红包分享
钱包管理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人类劳动形态变迁
2022-08-08 10:16:25
0- 0
- 3
- 0
[摘要]劳动作为人特有的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生动力。随着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在劳动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劳动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具体表现为劳动工具的“人格化”、劳动过程的“无人化”、劳动场域的“多维化”以及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人类劳动形态从过去的强迫性劳动转向志趣性劳动，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从专业化劳动转向兼业化劳动，从生存性劳动转向体验性劳动，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人机交互在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的作用更为凸显，基于志趣的小众化研发型劳动组织成为主流以及劳动与闲暇从对立走向统一。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劳动形态；体验性劳动；非物质劳动；闲暇
劳动是指人类有目的地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作用于自然界，将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转化为满足自身特定需要的实践活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劳动就成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性实践活动，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劳动决定了人类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演进趋向。正因如此，理解人类劳动的运行机理及其内在规律是认识人类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组织方式和运行模态的一把秘钥。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劳动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新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劳动形态。这一颠覆性变革使人类劳动表现出与此前历次劳动变迁截然不同的特征，进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人类劳动问题的持续关注。鉴此，对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精准地认识新科技革命推动下新型劳动形态对人类社会现行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演进趋向造成的可能性影响，进而为制定科学合理、富有预见性的劳动行动策略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
一、新科技革命推动人类劳动的要素变迁
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表明，人类劳动形态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断变化。从原有旧的生产关系中蜕变出来的新生产力总是首先改变人类社会的劳动形态，进而变革建立在其上的整个生产关系，而这一变革又起始于新技术对各种劳动要素及其内在结构的影响。当前，新科技革命正在从劳动工具、劳动过程、劳动场域、劳动分工等多个面向重塑人类劳动的要素结构。
（一）劳动工具的“人格化”
劳动一经产生就与劳动工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劳动工具是人类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的产物，是人类通过劳动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界必不可少的媒介。劳动作为人类社会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这一区别的最显著特征。人类出于劳动活动本身的需要，通过不断改进劳动工具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正因如此，劳动工具也就成为特定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尺度。劳动工具及其所表现出的生产力水平常被看作是划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1]204。历史上，人类始终将劳动工具看做是人的肢体的延伸，马克思将其称作“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物质”，是“人的劳动功能的外化”[2]219。从简单的石器、骨器、铁器到精密仪器的使用，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人类凭借自身肢体难以完成的劳动。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制造的各种机器设备仍然是无机物按照人的主观意愿的重新排列组合，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劳动工具，是对人的劳动技能的替代。[3]机器本身不具有生物的特性，更不具有人类特有的主观意识和情感体验，机器的生产、折旧、报废、拆解都以人的目的为依归。在人机关系中，人们仍将机器视自己的财产，看做自身肢体的延伸。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一切人造物，进而使一切人造物正在经历着一个“知化”（Cognifying）[4]29的过程，即人造物被赋予了拟人化的认知能力。而劳动工具也是这一“知化”过程的重要对象。过去仅仅能做重复性、机械性劳动的机器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予了人的思维能力，即机器被赋予了人类的智慧，智能机器变成了像人类一样具有指挥、组织、协调、决策、控制的能力。智能机器“具备了人类的劳动属性，变成了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一体化。”[5]机器从做重复机械运动的、无意识的“人的外化功能体”越来越接近具有自我认知和思考能力的、能够做出判断的劳动者。这一转变不仅使机器打破了人类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垄断并取代人类成为新的劳动者，而且重新定义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6]人工智能赋予了机器以人格特征，实现了“劳动工具、劳动动力和劳动智力的三位一体，”[7]而机器的拟人化也促进了人与劳动对象关系的进一步转变。过去，人类始终是劳动的主体，各种劳动工具是劳动主体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媒介。而当前智能机器正在从劳动工具的角色进化为劳动主体，在没有人类劳动者监管的环境下独立完成劳动。智能机器的劳动和人类的劳动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形态将前所未有地并存于人类社会[8]。劳动工具的“人格化”趋向将彻底改变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人与劳动工具之间的主从关系，继而在深层次上推动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协作网络的变革。
（二）劳动过程的“无人化”
人类劳动的演进历史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工具的改造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直观地表现为个体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相同单位的劳动任务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这必然带来劳动工具对劳动力的替代。人类社会技术变革的历史同时也是技术不断取代劳动力的历史，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革命性提升总是带来特定生产领域劳动力数量的指数级下降。过去数百年间，人类“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9]99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机械化大生产的普及，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手工业领域解放出来，走向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从事工业大生产。劳动生产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大规模迁徙。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从事机械化大生产的劳动力日益增多。工业社会的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吸纳了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这也使得产业工人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而农业生产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经营使剩余的、为数不多的农业劳动力凭借各种农用机械，能够创造出农耕时代的农户难以想象的生产力。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劳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大量的工作岗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取代。智能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正在延伸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方面，随着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工业时代超大规模的组织化生产被取代，产业工人从一线操作员的角色转变为生产流程的监管者和机器设备的维护者，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由为数较少的管理者运营的工厂能够创造出工业社会无法企及的生产力。工业时代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大军共赴生产车间、在流水线上共同劳作的场景将彻底成为历史；另一方面，较此前的自动化生产，智能机器人“能够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代替人进行直接生产过程的操作，”[10]94除了无人车间、无人工厂之外，无人港口、无人超市、无人餐厅、无人驾驶等也将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劳动过程的“无人化”将真正走进现实生活。与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不同，新科技革命所产生的“技术替代”效应将是立体化、全方位的，其中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位于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更是囊括了在劳动分工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众多中产阶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人类能够从事且无法被智能机器取代的劳动形式将不断被压缩。劳动过程的“无人化”趋向将彻底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生产领域形成的劳动关系结构，进而对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分配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
（三）劳动场域的“多维化”
人类社会的劳动场域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几次重要转型。在农耕时代，人类逐渐摆脱了游离不定的游牧生活，并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牧民转变为以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人类的劳动对象从过去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转变为人工驯化的家畜和精心照料的农作物。人们以村落为单位形成简单的生产协作关系，村落以及以村落为中心的耕地构成了农业时代最重要的劳动场域。这种以土地为对象的劳作方式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绝大多数农民束缚在特定的时空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勃兴，以机械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农业劳动对气候、温度、湿度、湖泊、河流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依靠各种机器设备，人类的劳动对象从农耕时代的有机物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无机物领域，金属矿产、化学能源、机械设备等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劳动场域的空间分布从过去的有机动植物的生长分布逻辑转向无机矿物和需求市场的分布逻辑。大量农民从精心料理的农作物生长地解脱出来，变成适用于工厂机械运作的产业工人。机器轰鸣的大工厂成为人类最主要的劳动场域。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按照机器的属性和运作逻辑进行重组，由于机器摆脱了自然的限制，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周期性劳动作息逐渐退出历史，让位于工业机器超越时空限制的无休止运转。产业工人被嵌入到机器大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中，沦为机器的附庸。
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劳动场景中的普及，将推动人类劳动进一步甚至彻底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此前人类劳动专注于现实空间不同，“由于信息在互联网上进行流动和交换的效率极高，时间、空间距离的影响力都大幅削弱。互联网破除劳动者工作的时间限制、地点限制、地域限制，使得组织生产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11]因此，人类劳动生产的场域正在从过去的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并表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多维化”特质。一方面，绝大多数受时空制约的劳动形态将交由智能工厂和智能机器人，在人类的指令下由机器人操作完成，这将使人类作为劳动主体逐步从机器设备特定的空间分布及其机械性的运转节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虚拟空间的超时空特质以及劳动场域的“多维化”允许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场所等劳动要素以任意方式分离和重组。远程会议、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监管等虚拟劳动方式的普及，推动新型劳动形态的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劳动时间较之以往将更具灵活性、多样性。在智能机器取代大部分受时空限制和约束的人类劳动基础上，剩下的需由人类参与的劳动则依托虚拟空间的超时空特质由人类劳动者来完成。人类劳动将不再局限于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由特定的劳动主体从事特定的劳动，劳动的自由度将空前提高。
（四）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
劳动分工是人类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对劳动活动按照不同的劳动功能和劳动形态进行有目的地区分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逻辑中，劳动分工的细化是劳动发展的主要趋向，是提升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在原始社会时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劳动分工以人类所具有的自然特征为依据，是“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分工”[12]407。拥有共同血缘关系的部落群体基于不同的年龄、性别、身体素质在组织内部形成简单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在农耕时代，劳动分工仍较为简单且专业化程度低，分工的边界较为模糊，农户作为个体不仅要懂得与农作物耕作相关的基本技能，还要掌握与生存密切相关的采集、捕猎、饲养、修筑、纺织等知识，甚至劳动工具的生产、生活器皿的手工制作等其他技能。劳动分工的依据则是依托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随着家庭取代部落成为主要的劳动组织，农业社会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简易分工模式。在工业时代，精细化的劳动分工极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劳动形态之间的壁垒。工厂中的生产流水线和产业链的线性顺序系统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网络。劳动者被束缚在日益精密化的、封闭的劳动分工体系中。整个分工体系按照科层制结构自上而下不断延伸，所有劳动者均处于这一超大型社会协作分工系统的神经末梢，被庞杂的社会分工体系束缚在狭窄的无形之幕中，沦为“结构的囚徒”[13]。
当前，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形成的劳动分工结构，使其呈现出显著的“去边界化”表征。一方面，技术革新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使其在各个层面愈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凭借任何单一领域或部门的力量都难以应对这一趋势。各种纷繁复杂的难题需要多学科、多行业、多部门、多领域的组织化协同。这也促使不同领域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围绕着共同的议题结成更为紧密复杂的分工协作网络。在劳动生产领域，为解决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和难题，跨行业、跨领域、多层次、多维度的分工合作将取代工业时代的精细化分工，各劳动形态、各生产领域的全方位交融将变得不可或缺；另一方面，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推进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劳动的形式、对象、内容更加多元化。工业生产中的线性顺序系统逐渐被以互联网、物联网为纽带的网络系统取代。不同劳动内容、对象、劳动方式之间的链接从过去的线性关系转向网络关系。这种网状结构意味着每一个劳动者作为劳动分工协作系统中的单一节点，都存在着无数个节点与之连接的可能。正因如此，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将逐步被打破，不同劳动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成为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新趋向。
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具体表现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生产技术变革在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劳动生产方式的跃迁。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显示，就像工业革命对农业社会的劳动形态造成的革命性冲击那样，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社会的劳动形态，使其表现出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
（一）就劳动动机而言，从强迫性劳动转向志趣性劳动
劳动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身心愉悦的过程。反之，危险、单调、机械、重复性的劳动令人厌恶。劳动意味着劳动者要失去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忍受肉体的痛苦或疲劳感、冒着各种未知的危险去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工作。正因如此，“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4]270-271而生存的压力使劳动者一旦试图摆脱劳动内在的强迫性特质，就必然要面临肉体难以存续的危险。工业时代，生产的组织者将劳动者按照机器的组织结构像螺丝钉或齿轮一样嵌入到工业生产系统当中。尽管机器不知疲倦和痛苦，但操作机器的劳动者和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作为有机体则深受其害。劳动者沦为机器的一部分，像没有情感、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一样从事枯燥乏味且没有尊严的重复性运动。马克思曾描述劳动者从事劳动活动时因强迫性产生的、令人厌恶的体验。他指出，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5]270当前，强迫性劳动仍旧是人类劳动的主要表征，甚至是多数劳动者产生痛苦的根源。
与人类劳动者的生物属性不同，作为无机物的机器不具有疲倦感、强迫感和挫败感。正因如此，人类发明各种机器来取代人类劳动者去从事各种强迫性的、人类不情愿去做的劳动。而生产技术革新的过程同时也是机器不断取代人类从事强迫性劳动的过程。当前，新技术革命正在进一步加速这一技术替代的进程。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和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使此前大量从事强迫性劳动的劳动者从枯燥乏味、没有尊严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人类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将允许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专注于体面的劳动方式。这些新型劳动方式将真正建立在劳动者个人的志趣基础之上，按照劳动者的个人偏好重塑当前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劳动的强制性、被迫性特征将被劳动者对劳动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所取代。人类劳动的自由度、与劳动者主观偏好的契合度都将空前提高。人们在从事劳动活动时将不再感受到强迫性劳动所带来的束缚感、疲劳感和挫败感，而是体验和享受劳动过程本身带来的乐趣，工业时代“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6]364,365。人类劳动的主观动机将从过去外在的人们对难以维系自身生存的恐慌转向内在的对志趣和偏好的追求，而劳动将成为人们在志趣和主观偏好的驱使下自然而然的行为。
（二）就劳动内容而言，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
机械性、重复性劳动自人类劳动产生之初便成为其显著特征。这一特征随着工业时代机器的机械重复性运转被无限放大。在工业社会，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使劳动者与机器的运行节奏保持一致，以劳动的规范化、标准化、步调一致、整齐划一为特征的“泰罗制”和以生产流水线上工人自上而下分工协作为特征的“福特制”被劳动的组织者广泛推崇并奉为经典。正是这一时期，人类劳动经历了劳动的“逆向适应”[17]238的过程，即试图让劳动者克服生物有机体的天然缺陷以匹配机器的机械运转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推广机器与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易学会的操作。”[18]407二战后，计算机、原子能、电子通信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逐渐减少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不断增多。科技、金融、贸易、医疗、保险、法律、咨询等服务行业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产业工人之外，科学家、企业家、技术工程师、办公室职员、律师、企业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等成为主流的职业群体。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被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物质商品的生产让位于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服务供给，知识、技术、服务在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推进和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大量的凭借肉体特别是肌肉的力量从事的体力劳动或机械性、重复性劳动，如搬运工、货车司机、清洁工、电话销售员等正在迅速减少直至消失。另一方面，依托人的智力且富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最主要的劳动形态，如科学家、设计师、程序员、教师、律师、法官等。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劳动者将以“知识型员工”的身份从事规划设计、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知识生产、组织管理、艺术创作等创造性劳动。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创造、辨析、批判、抽象、规划等能力将成为人类从事劳动活动的必备技能。从劳动形态的这一演进趋向来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脑化”的过程，即从过去类似于拥有大脑和四肢的“决策—执行”结构向仅仅负责信息处理和发出指令的“决策中枢”结构转变，整个人类社会将更像一个专注于感知、分析、判断、抽象、规划、评价等事务的大脑，而所有具体的执行任务和工作将被“外包”给人工智能或智能机器人来完成。由脑力劳动者的复杂协作网络构成的“超级大脑”将按照类似于大脑神经组织功能分区的模式重组人类社会的生产结构。此外，数字和信息作为供养这个“超级大脑”的基本原料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爆炸性增长。与数字和信息相关的创造性劳动，如数字和信息的生产、收集、储存、传播、追踪、筛选、甄别等，也势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重要的劳动形态。
（三）就劳动主体而言，从专业化劳动转向兼业化劳动
人类历史上，与劳动分工的精细化相对应的是劳动者从事劳动活动的专业化。为提高生产效率，人们按照生产流程把劳动活动分解成无数个步骤、环节和任务，让特定的劳动者在特定劳动生产环节专注于特定的劳动任务。工业时代，劳动者穷其一生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以适应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尽管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具有减少劳动培训时间、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等优势，但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的“异化”，导致劳动者厌烦、不满情绪的滋生。为了让劳动者适应工厂流水线和产业链中的线性生产系统，人类社会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结构，以期劳动者能够像机器那样拥有稳定的、可预期的、机械性、专业化的劳动性能。例如，现代教育系统从儿童时期培养人的职业观念，伴随着漫长的成长过程，完成自然人从简单的社会化向以劳动分工为目的的专业化的转变。通过对准劳动者的筛选和分流，现代教育系统将劳动者按照专长嵌入到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以弥合个人自由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需求之间的张力。正因此如，现代教育系统也被看作是维系压制性结构的“帮凶”[19]。此外，传统工业社会的职业伦理也倡导和鼓励劳动者对单调、机械、重复性工作的适应，而对不稳定的、非专业的、非技术性的劳动行为及劳动群体持否定态度。
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正在使人类劳动的专业化程度逐步下降，兼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进而表现出从专业化劳动向兼业化劳动转变的新趋向。首先，由于智能机器人在专业化劳动领域具有人类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智能机器人将取代人类劳动者从事诸多专业化的劳动，进而促进人类劳动者从这些劳动中解脱出来；其次，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将打破劳动者专注于单一劳动的劳动形态。人类社会日益复杂化的劳动协作网络为不同志趣和偏好的劳动者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元的劳动选择，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将更为普遍，这也催生互联网作家、艺术家、自由媒体人、咨询顾问等自由职业者的大量存在，进而为兼业劳动创造了更多机会；再次，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教育制度的协助下，劳动者能够借助各种信息化、智能化的工具或手段改变传统的劳动方式。这也推动劳动本身对专业化的需求较之工业时代有所下降，进而促进从事各种劳动活动的准入门槛普遍降低。劳动者无需像工业时代的产业工人穷其一生掌握谋项专业技能，而通过简单培训就能够操作各种复杂的机器设备或胜任特定的劳动任务。此外，一项工作的完成需要劳动者具备多方面技能。较之工业时代对劳动者素质的专业化塑造，智能社会将更加突出强调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技能，鼓励劳动者的全面发展。[20]这也为劳动的兼业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职业伦理环境。总之，劳动者根据个人志趣身兼数职从事多种工作的现象将更为普遍。兼业化的劳动将取代专业化、职业化劳动逐步成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主要劳动模式。
（四）就劳动目的而言，从生存性劳动转向体验性劳动
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的物种，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谋求生存的本能。而生存则是人类劳动的第一目的，劳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21]56这种劳动由人的生物特性所决定，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22]177。例如，人们通过猎取动物、采集果实以获得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热量，利用特定的植物纤维或动物皮毛制作衣物以抵御严寒或蚊虫的叮咬，借助自然界的木石建造房屋以躲避野兽和洪水的袭扰等。在大多数情形下，人类作为生物有机体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以应对维系生存需求的外在压力。在绝大多数时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总和长期处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线以下，多数社会成员终日劳作以获得生存必备的热量、蛋白质、糖分和碳水化合物。正因如此，以维系生存为目的的劳动，即生存性劳动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劳动形态。正如阿伦特所说，人们“对劳动的蔑视，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23]61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社会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粮食生产的工业化、规模化、自动化以及纺织工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被满足的时代。
当前，大量维系生存的劳动任务正逐渐交由智能化、自动化的机器人来完成，人类的劳动形态正试图摆脱以维系生存为目标的束缚。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将促进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向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变。人类对基于动物本能的、维系生存的生理性需求正逐步转向对基于身心体验的社会性需求。在满足基本的、自然产生的生存需求基础上，人们的身心体验将构成人类需求的主要内容。以满足身心体验为目的的劳动，即体验性劳动进而成为人类劳动的主要形态。而如何不断增进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进而触动人的情感、心灵和思想正在成为人类劳动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一方面，衣食住行作为自然产生的需求将逐步脱离其本能需求的意涵，进而被赋予更多与身心体验相关的内容。例如，在满足人们作为有机体得以存续所必备的基本热量、脂肪、糖分、碳水化合物和人身安全外，人们继而追求更美味的食物、更美丽的容貌、更健康的寿命和更舒适的起居空间，以期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过程中获取更好的身心体验；另一方面，在生存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之上，人们借助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按照主观意愿和偏好创造出各种新型需求，从这些被创造出来的需求中寻求更高层次的身心体验。各种迎合这些身心体验的劳动形态也被创造出来。例如，一些公司利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给人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身心体验；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老照片的修复，使照片中逝去的亲人重新“动”起来，给人们创造出与逝去的亲人亲密接触的体验。而这些体验都是工业时代的人们闻所未闻的。
（五）就劳动对象而言，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便存在着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两种劳动形态的分野。所谓“物质劳动”，是指以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为目的的劳动。在物质劳动中，人类以自然界存在的可观测的有形物质为劳动对象，将这些有形的物质改造成为满足人类社会特定目的和需要的产品。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物质劳动便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劳动形态，在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4]158人类利用各种劳动工具直接作用于自然界，以自然存在的各种有形物质作为直接劳动对象。因此，劳动也被马克思看作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5]207-208与之不同的是，“非物质劳动”或“精神性劳动”是指以生产无形的、精神的、情感的、知识的劳动产品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情感需求、心理需求等非物质需求为目的的劳动，是一种“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26]139，或“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27]337，包括“知识或审美的构思、表达或精神交流”[28]等。历史上，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仅有少数的社会成员能够从事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依附于物质劳动，物质劳动构成了非物质劳动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当前，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正在彻底颠覆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间的主从关系。一方面，非物质劳动是物质需求得到满足、非物质需求不断增长的必然结果。劳动生产力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趋势。新科技革命赋予各种劳动组织以惊人的劳动力，而生产力的提高将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进一步推动人们非物质性需求的爆发性增长，人类社会对思想、情感、科学、艺术、时尚等精神产品或非物质性产品的需要正在空前高涨，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与之相关的非物质劳动在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劳动的主要目的将从过去生产物质产品转向生产非物质产品，从过去满足物质的需要转向满足精神的、非物质的需要，因此，“劳动的物质性维度将逐渐走向消失”[29]；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是智能机器取代人类物质劳动，挤压人类物质劳动空间的必然结果。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在物质劳动场景中的大规模使用正在促使智能机器人彻底取代人类承担绝大多数的物质劳动，随着人类从物质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将从事以艺术、知识、文化、情感、精神、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劳动，包括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情感劳动以及技术与科学的劳动等。[30]10与艺术创作、知识生产、精神创造、情感关怀相关的非物质劳动正逐步取代当前的物质劳动成为劳动的主流形态。
三、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现实影响
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劳动形态决定了劳动协作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劳动组织的建构模式，进而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当前，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人类劳动形态变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颠覆人类劳动的底层逻辑，革命性地重塑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劳动协作关系和劳动组织结构，进而对现代劳动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一）人机协作成为重要的劳动关系
人类社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围绕着特定的劳动任务结成各种劳动协作关系，个体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是人类从事生产劳动活动的必然结果。因此，劳动并非是私人的活动，它一经产生就被赋予了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都具有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31]97而各种劳动协作关系的交叉、重叠、分化、重组进一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是基于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形成的劳动关系的集合，突出表现为不同的劳动主体，包括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和从事不同劳动分工的劳动群体在整个人类劳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人类劳动形态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劳动生产关系的持续调整。而由劳动生产关系集合构成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塑造了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形态和运行逻辑。生产和劳动的分散化、小型化向社会化、规模化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劳动生产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化，劳动分工协作网络的社会性进一步增强。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在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尽管人类社会的劳动工具不断进化、劳动形态不断改进、劳动场域不断调整，但人类始终是劳动生产活动的唯一主体，外在于人类的一切物质都以人类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或劳动工具的方式存在。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协作关系也始终建立在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之上。
当前，智能劳动工具日益显现的“人格化”特质正在试图改变固有的劳动协作关系。智能机器不再仅仅作为人类劳动者的劳动对象，而是作为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独立的劳动者参与劳动分工和承担劳动任务。鉴于此，在整个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成为劳动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被赋予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成为链接人与劳动对象关系的中介和纽带。这些机器人更像是劳动任务的承包商和人类劳动者的代理人，人类劳动者给机器人下达指令，机器人则根据人类具体的生产需求向指令者提供产品。此外，人工智能的特性也使机器人能够参与到劳动产品的创制、规划和设计中，这种人机协作关系更类似于人与人的协作关系，而非此前的人与物的关系。这预示着过去人与人的劳动协作模式将被人与智能机器的劳动协作模式所取代，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将从“指令—执行”的模式转向协同合作模式，进而表现得更为平等。[32]此外，万物互联、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催生出大量的以虚拟网络空间为场域的网络劳动者和数字劳动者。而网络中虚拟的劳动合作关系，如虚拟人与现实人，甚至虚拟人与虚拟人之间的劳动关系等，也将成为劳动协作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型的劳动协作关系连同人机关系一起，势必会挑战人类社会现行的劳动制度框架，并推动其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趣缘合作成为主流的劳动组织
劳动组织是作为个体的劳动者按照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体，是劳动分工协作关系的组织化表达。随着人类劳动形态的变迁，人类社会的劳动组织也将产生革命性的变革。首先，小众化将成为劳动组织的主流模式。随着服务和产品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劳动生产从“批量化、规模化的‘福特主义’向个性化、多样化的‘后福特主义’转变”[33]，劳动分工将进一步细化。特定的劳动组织将专注于特定的生产领域，并推动劳动对象的小众化。多样态的创意性需求将催生大量迎合小众群体需求的劳动组织的产生。其次，趣缘成为劳动组织成员的连接纽带。劳动分工协作网络通过共同的志趣和偏好将原子化的劳动者组织起来。人类社会的劳动协作纽带在经历血缘、地缘、业缘等阶段之后，将走向以趣缘为特征的新时期，劳动组织更像是一个由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志趣联盟[34]128。再次，设计和研发成为劳动组织的主要劳动内容。随着大量的劳动者从事科学研究或工程设计工作，技术专家和技术工程师将成为劳动者的主体成分。由这些劳动者围绕着某一特定的主题形成的研究型劳动组织将专注于科学技术的探索和革新，实验室、研究室、设计室等势必成为人类社会从事劳动的主要场所。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最后，劳动组织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较之现在的劳动组织形态更具流动性。各种劳动组织围绕共同的技术难题形成新型的协作关系，开源共享的劳动模式助推跨组织的劳动协作关系更为普遍。劳动组织之间的技术壁垒、人才壁垒、资源壁垒被进一步打破。
劳动组织的上述变革也将从深层次上改变当前劳动组织的运行理念、制度原则和行为模式。在新型劳动形态的持续影响下，当前流行的刚性劳务合同由于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将被更具弹性的劳动契约关系所取代。以获得薪酬为目的的、全职的、单一雇主的标准劳资关系也将被逐步打破，工业时代“企业办社会”的“单位制”劳作模式将彻底瓦解，在一个或几个同类劳动组织中生老病死度过一生的劳动和生存模式将不复存在。生产领域将形成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制度框架等方面更具弹性的劳动组织。劳动者在新型劳动协作网络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此前强调组成成员个人忠诚和文化认同的劳动组织也将成为历史。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劳动方式的持续多元化、劳动的组织规模不断缩小及其开放性愈益增强，劳动组织与非劳动组织之间的边界将逐渐趋于模糊，而基于志趣和偏好结成的劳动组织终将随着劳动的消亡而不再具有劳动的原初意涵。
（三）劳动与闲暇从对立逐步走向统一
人们将劳动之外由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称为闲暇，闲暇是人们生活的目的，而“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35]395。历史上，劳动与闲暇的二元对立是人类劳作的主要模式，并且劳动占据了人类所从事各种活动的绝大多数时间。人们为了享受闲暇的自由，宁愿忍受劳动带来的不便和痛苦。农耕时代，由于动植物的生长与特定的气候、温度、湿度、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人类的劳动也以地日远近、水汽环流、海水潮汐等自然规律为基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昼夜和四季的更替为准绳，形成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周期性劳动模式。在工业社会，由无机物构成的机器设备没有劳动者的疲倦感和痛苦感，这一特性使人类社会摆脱了劳动时间限制。劳动对闲暇的不断侵蚀迫使产业工人为争取劳动中的保障人身安全、享受休息和闲暇、受到人格尊重等基本权利不断抗争，劳动制度的设计者不得不在劳动和闲暇的关系上做出调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轮休制、退休制度等制度设计保障劳动者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而上述制度皆是在劳动和闲暇对立的背景下为维持劳动制度有效运行自我调试的结果。
劳动工具的“人格化”和劳动场域的“多维化”正在使劳动和闲暇从对立走向统一。一方面，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助推劳动时间的进一步缩短，进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闲暇。人类社会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不断增加，这一趋势必将使闲暇超过劳动时长。而随着两者的持续此消彼长，劳动作为一种物质或精神生产活动终将失去原本的意涵。另一方面，劳动者约束自己从事不情愿的劳作，其目的是能够把大量的自由闲暇时光用来满足自身的志趣和偏好。而随着劳动形态的转变以及劳动者从枯燥乏味的、单调机械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劳动内容和个人的偏好旨趣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劳动完全以个人旨趣和偏好为内容时，劳动者个人的旨趣和偏好恰恰是人们在享受自由闲暇时光时所从事的活动。这也意味着，劳动和闲暇的内容都以个人旨趣和偏好为中心，劳动与闲暇之间界限将彻底消失。人们从事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享受闲暇的过程，而劳动本身就是自由闲暇的体现，人们可以一边劳动，一边享受闲暇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闲暇将合二为一，走向消亡。[36]随着劳动和闲暇边界的消亡，人们也无需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来划清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界限。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固定工时制、双休制度、退休制度等也将不复存在。
当前，人类劳动形态的变革方兴未艾，尽管上述诸多趋向和特征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已初现端倪，但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层次影响仍充满未知。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劳动形态的颠覆性变革必然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学界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进而造成大规模失业，使人类沦为“无用阶级”的忧虑，对人工智能突破“奇点”、彻底摆脱人类控制的隐忧等，而如何调整当前的教育、经济、劳动等制度以适应人类劳动形态的变革必将是今后人类社会在智能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陈永正.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31(05):47-53+140.
[4][美]凯文·凯利.必然[M].周峰,董理,金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
[5]黄欣荣,张魏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02):5-12.
[6]张自永,吴宏洛.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四维解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8(06):118-124.
[7]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J].理论探索,2018(05):15-21.
[8]欧阳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J].世界哲学,2019(02):5-12+16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高崇.人工智能社会学[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20.
[11]魏益华,张爽.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劳动关系变化及协调机制[J].求是学刊,2019,46(03):71-7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3]高奇琦,李松.从功能分工到趣缘合作: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重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06):78-8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Langdong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7.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9]高奇琦,李松.从功能分工到趣缘合作: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重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06):78-86.
[20]张新春,董长瑞.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向何处去——兼论新技术下劳动的一般特征[J].经济学家,2019(01):43-52.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6][法]莫里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C].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7][美]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8]陈明生.人工智能发展、精神性劳动与就业结构的变化[J].贵州社会科学,2020(10):114-119.
[29]王惠民.身份生产——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J].文化纵横,2020(01):67-75.
[30]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2]张自永,吴宏洛.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四维解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8(06):118-124.
[33]马军.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劳动形态变化初探[J].劳动哲学研究,2020:95-104.
[34]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利维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3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6]秦维红,姚文杰.马克思的“劳动-闲暇”思想对理解美好生活的启示[J].教学与研究,2020(03):81-89.
作者简介：郜清攀，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劳动形态；体验性劳动；非物质劳动；闲暇
劳动是指人类有目的地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作用于自然界，将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转化为满足自身特定需要的实践活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劳动就成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性实践活动，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劳动决定了人类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演进趋向。正因如此，理解人类劳动的运行机理及其内在规律是认识人类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组织方式和运行模态的一把秘钥。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劳动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新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劳动形态。这一颠覆性变革使人类劳动表现出与此前历次劳动变迁截然不同的特征，进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人类劳动问题的持续关注。鉴此，对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精准地认识新科技革命推动下新型劳动形态对人类社会现行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演进趋向造成的可能性影响，进而为制定科学合理、富有预见性的劳动行动策略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
一、新科技革命推动人类劳动的要素变迁
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表明，人类劳动形态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断变化。从原有旧的生产关系中蜕变出来的新生产力总是首先改变人类社会的劳动形态，进而变革建立在其上的整个生产关系，而这一变革又起始于新技术对各种劳动要素及其内在结构的影响。当前，新科技革命正在从劳动工具、劳动过程、劳动场域、劳动分工等多个面向重塑人类劳动的要素结构。
（一）劳动工具的“人格化”
劳动一经产生就与劳动工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劳动工具是人类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的产物，是人类通过劳动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界必不可少的媒介。劳动作为人类社会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这一区别的最显著特征。人类出于劳动活动本身的需要，通过不断改进劳动工具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正因如此，劳动工具也就成为特定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尺度。劳动工具及其所表现出的生产力水平常被看作是划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1]204。历史上，人类始终将劳动工具看做是人的肢体的延伸，马克思将其称作“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物质”，是“人的劳动功能的外化”[2]219。从简单的石器、骨器、铁器到精密仪器的使用，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人类凭借自身肢体难以完成的劳动。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制造的各种机器设备仍然是无机物按照人的主观意愿的重新排列组合，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劳动工具，是对人的劳动技能的替代。[3]机器本身不具有生物的特性，更不具有人类特有的主观意识和情感体验，机器的生产、折旧、报废、拆解都以人的目的为依归。在人机关系中，人们仍将机器视自己的财产，看做自身肢体的延伸。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一切人造物，进而使一切人造物正在经历着一个“知化”（Cognifying）[4]29的过程，即人造物被赋予了拟人化的认知能力。而劳动工具也是这一“知化”过程的重要对象。过去仅仅能做重复性、机械性劳动的机器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予了人的思维能力，即机器被赋予了人类的智慧，智能机器变成了像人类一样具有指挥、组织、协调、决策、控制的能力。智能机器“具备了人类的劳动属性，变成了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一体化。”[5]机器从做重复机械运动的、无意识的“人的外化功能体”越来越接近具有自我认知和思考能力的、能够做出判断的劳动者。这一转变不仅使机器打破了人类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垄断并取代人类成为新的劳动者，而且重新定义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6]人工智能赋予了机器以人格特征，实现了“劳动工具、劳动动力和劳动智力的三位一体，”[7]而机器的拟人化也促进了人与劳动对象关系的进一步转变。过去，人类始终是劳动的主体，各种劳动工具是劳动主体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媒介。而当前智能机器正在从劳动工具的角色进化为劳动主体，在没有人类劳动者监管的环境下独立完成劳动。智能机器的劳动和人类的劳动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形态将前所未有地并存于人类社会[8]。劳动工具的“人格化”趋向将彻底改变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人与劳动工具之间的主从关系，继而在深层次上推动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协作网络的变革。
（二）劳动过程的“无人化”
人类劳动的演进历史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工具的改造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直观地表现为个体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相同单位的劳动任务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这必然带来劳动工具对劳动力的替代。人类社会技术变革的历史同时也是技术不断取代劳动力的历史，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革命性提升总是带来特定生产领域劳动力数量的指数级下降。过去数百年间，人类“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9]99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机械化大生产的普及，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手工业领域解放出来，走向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从事工业大生产。劳动生产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大规模迁徙。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从事机械化大生产的劳动力日益增多。工业社会的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吸纳了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这也使得产业工人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而农业生产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经营使剩余的、为数不多的农业劳动力凭借各种农用机械，能够创造出农耕时代的农户难以想象的生产力。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劳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大量的工作岗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取代。智能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正在延伸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方面，随着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工业时代超大规模的组织化生产被取代，产业工人从一线操作员的角色转变为生产流程的监管者和机器设备的维护者，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由为数较少的管理者运营的工厂能够创造出工业社会无法企及的生产力。工业时代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大军共赴生产车间、在流水线上共同劳作的场景将彻底成为历史；另一方面，较此前的自动化生产，智能机器人“能够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代替人进行直接生产过程的操作，”[10]94除了无人车间、无人工厂之外，无人港口、无人超市、无人餐厅、无人驾驶等也将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劳动过程的“无人化”将真正走进现实生活。与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不同，新科技革命所产生的“技术替代”效应将是立体化、全方位的，其中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位于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更是囊括了在劳动分工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众多中产阶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人类能够从事且无法被智能机器取代的劳动形式将不断被压缩。劳动过程的“无人化”趋向将彻底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生产领域形成的劳动关系结构，进而对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分配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
（三）劳动场域的“多维化”
人类社会的劳动场域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几次重要转型。在农耕时代，人类逐渐摆脱了游离不定的游牧生活，并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牧民转变为以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人类的劳动对象从过去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转变为人工驯化的家畜和精心照料的农作物。人们以村落为单位形成简单的生产协作关系，村落以及以村落为中心的耕地构成了农业时代最重要的劳动场域。这种以土地为对象的劳作方式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绝大多数农民束缚在特定的时空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勃兴，以机械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农业劳动对气候、温度、湿度、湖泊、河流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依靠各种机器设备，人类的劳动对象从农耕时代的有机物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无机物领域，金属矿产、化学能源、机械设备等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劳动场域的空间分布从过去的有机动植物的生长分布逻辑转向无机矿物和需求市场的分布逻辑。大量农民从精心料理的农作物生长地解脱出来，变成适用于工厂机械运作的产业工人。机器轰鸣的大工厂成为人类最主要的劳动场域。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按照机器的属性和运作逻辑进行重组，由于机器摆脱了自然的限制，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周期性劳动作息逐渐退出历史，让位于工业机器超越时空限制的无休止运转。产业工人被嵌入到机器大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中，沦为机器的附庸。
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劳动场景中的普及，将推动人类劳动进一步甚至彻底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此前人类劳动专注于现实空间不同，“由于信息在互联网上进行流动和交换的效率极高，时间、空间距离的影响力都大幅削弱。互联网破除劳动者工作的时间限制、地点限制、地域限制，使得组织生产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11]因此，人类劳动生产的场域正在从过去的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并表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多维化”特质。一方面，绝大多数受时空制约的劳动形态将交由智能工厂和智能机器人，在人类的指令下由机器人操作完成，这将使人类作为劳动主体逐步从机器设备特定的空间分布及其机械性的运转节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虚拟空间的超时空特质以及劳动场域的“多维化”允许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场所等劳动要素以任意方式分离和重组。远程会议、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监管等虚拟劳动方式的普及，推动新型劳动形态的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劳动时间较之以往将更具灵活性、多样性。在智能机器取代大部分受时空限制和约束的人类劳动基础上，剩下的需由人类参与的劳动则依托虚拟空间的超时空特质由人类劳动者来完成。人类劳动将不再局限于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由特定的劳动主体从事特定的劳动，劳动的自由度将空前提高。
（四）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
劳动分工是人类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对劳动活动按照不同的劳动功能和劳动形态进行有目的地区分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逻辑中，劳动分工的细化是劳动发展的主要趋向，是提升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在原始社会时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劳动分工以人类所具有的自然特征为依据，是“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分工”[12]407。拥有共同血缘关系的部落群体基于不同的年龄、性别、身体素质在组织内部形成简单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在农耕时代，劳动分工仍较为简单且专业化程度低，分工的边界较为模糊，农户作为个体不仅要懂得与农作物耕作相关的基本技能，还要掌握与生存密切相关的采集、捕猎、饲养、修筑、纺织等知识，甚至劳动工具的生产、生活器皿的手工制作等其他技能。劳动分工的依据则是依托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随着家庭取代部落成为主要的劳动组织，农业社会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简易分工模式。在工业时代，精细化的劳动分工极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劳动形态之间的壁垒。工厂中的生产流水线和产业链的线性顺序系统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网络。劳动者被束缚在日益精密化的、封闭的劳动分工体系中。整个分工体系按照科层制结构自上而下不断延伸，所有劳动者均处于这一超大型社会协作分工系统的神经末梢，被庞杂的社会分工体系束缚在狭窄的无形之幕中，沦为“结构的囚徒”[13]。
当前，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形成的劳动分工结构，使其呈现出显著的“去边界化”表征。一方面，技术革新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使其在各个层面愈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凭借任何单一领域或部门的力量都难以应对这一趋势。各种纷繁复杂的难题需要多学科、多行业、多部门、多领域的组织化协同。这也促使不同领域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围绕着共同的议题结成更为紧密复杂的分工协作网络。在劳动生产领域，为解决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和难题，跨行业、跨领域、多层次、多维度的分工合作将取代工业时代的精细化分工，各劳动形态、各生产领域的全方位交融将变得不可或缺；另一方面，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推进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劳动的形式、对象、内容更加多元化。工业生产中的线性顺序系统逐渐被以互联网、物联网为纽带的网络系统取代。不同劳动内容、对象、劳动方式之间的链接从过去的线性关系转向网络关系。这种网状结构意味着每一个劳动者作为劳动分工协作系统中的单一节点，都存在着无数个节点与之连接的可能。正因如此，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将逐步被打破，不同劳动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成为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新趋向。
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具体表现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生产技术变革在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劳动生产方式的跃迁。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显示，就像工业革命对农业社会的劳动形态造成的革命性冲击那样，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社会的劳动形态，使其表现出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
（一）就劳动动机而言，从强迫性劳动转向志趣性劳动
劳动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身心愉悦的过程。反之，危险、单调、机械、重复性的劳动令人厌恶。劳动意味着劳动者要失去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忍受肉体的痛苦或疲劳感、冒着各种未知的危险去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工作。正因如此，“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4]270-271而生存的压力使劳动者一旦试图摆脱劳动内在的强迫性特质，就必然要面临肉体难以存续的危险。工业时代，生产的组织者将劳动者按照机器的组织结构像螺丝钉或齿轮一样嵌入到工业生产系统当中。尽管机器不知疲倦和痛苦，但操作机器的劳动者和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作为有机体则深受其害。劳动者沦为机器的一部分，像没有情感、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一样从事枯燥乏味且没有尊严的重复性运动。马克思曾描述劳动者从事劳动活动时因强迫性产生的、令人厌恶的体验。他指出，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5]270当前，强迫性劳动仍旧是人类劳动的主要表征，甚至是多数劳动者产生痛苦的根源。
与人类劳动者的生物属性不同，作为无机物的机器不具有疲倦感、强迫感和挫败感。正因如此，人类发明各种机器来取代人类劳动者去从事各种强迫性的、人类不情愿去做的劳动。而生产技术革新的过程同时也是机器不断取代人类从事强迫性劳动的过程。当前，新技术革命正在进一步加速这一技术替代的进程。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和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使此前大量从事强迫性劳动的劳动者从枯燥乏味、没有尊严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人类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将允许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专注于体面的劳动方式。这些新型劳动方式将真正建立在劳动者个人的志趣基础之上，按照劳动者的个人偏好重塑当前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劳动的强制性、被迫性特征将被劳动者对劳动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所取代。人类劳动的自由度、与劳动者主观偏好的契合度都将空前提高。人们在从事劳动活动时将不再感受到强迫性劳动所带来的束缚感、疲劳感和挫败感，而是体验和享受劳动过程本身带来的乐趣，工业时代“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6]364,365。人类劳动的主观动机将从过去外在的人们对难以维系自身生存的恐慌转向内在的对志趣和偏好的追求，而劳动将成为人们在志趣和主观偏好的驱使下自然而然的行为。
（二）就劳动内容而言，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
机械性、重复性劳动自人类劳动产生之初便成为其显著特征。这一特征随着工业时代机器的机械重复性运转被无限放大。在工业社会，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使劳动者与机器的运行节奏保持一致，以劳动的规范化、标准化、步调一致、整齐划一为特征的“泰罗制”和以生产流水线上工人自上而下分工协作为特征的“福特制”被劳动的组织者广泛推崇并奉为经典。正是这一时期，人类劳动经历了劳动的“逆向适应”[17]238的过程，即试图让劳动者克服生物有机体的天然缺陷以匹配机器的机械运转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推广机器与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易学会的操作。”[18]407二战后，计算机、原子能、电子通信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逐渐减少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不断增多。科技、金融、贸易、医疗、保险、法律、咨询等服务行业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产业工人之外，科学家、企业家、技术工程师、办公室职员、律师、企业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等成为主流的职业群体。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被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物质商品的生产让位于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服务供给，知识、技术、服务在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推进和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大量的凭借肉体特别是肌肉的力量从事的体力劳动或机械性、重复性劳动，如搬运工、货车司机、清洁工、电话销售员等正在迅速减少直至消失。另一方面，依托人的智力且富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最主要的劳动形态，如科学家、设计师、程序员、教师、律师、法官等。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劳动者将以“知识型员工”的身份从事规划设计、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知识生产、组织管理、艺术创作等创造性劳动。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创造、辨析、批判、抽象、规划等能力将成为人类从事劳动活动的必备技能。从劳动形态的这一演进趋向来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脑化”的过程，即从过去类似于拥有大脑和四肢的“决策—执行”结构向仅仅负责信息处理和发出指令的“决策中枢”结构转变，整个人类社会将更像一个专注于感知、分析、判断、抽象、规划、评价等事务的大脑，而所有具体的执行任务和工作将被“外包”给人工智能或智能机器人来完成。由脑力劳动者的复杂协作网络构成的“超级大脑”将按照类似于大脑神经组织功能分区的模式重组人类社会的生产结构。此外，数字和信息作为供养这个“超级大脑”的基本原料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爆炸性增长。与数字和信息相关的创造性劳动，如数字和信息的生产、收集、储存、传播、追踪、筛选、甄别等，也势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重要的劳动形态。
（三）就劳动主体而言，从专业化劳动转向兼业化劳动
人类历史上，与劳动分工的精细化相对应的是劳动者从事劳动活动的专业化。为提高生产效率，人们按照生产流程把劳动活动分解成无数个步骤、环节和任务，让特定的劳动者在特定劳动生产环节专注于特定的劳动任务。工业时代，劳动者穷其一生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以适应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尽管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具有减少劳动培训时间、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等优势，但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的“异化”，导致劳动者厌烦、不满情绪的滋生。为了让劳动者适应工厂流水线和产业链中的线性生产系统，人类社会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结构，以期劳动者能够像机器那样拥有稳定的、可预期的、机械性、专业化的劳动性能。例如，现代教育系统从儿童时期培养人的职业观念，伴随着漫长的成长过程，完成自然人从简单的社会化向以劳动分工为目的的专业化的转变。通过对准劳动者的筛选和分流，现代教育系统将劳动者按照专长嵌入到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以弥合个人自由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需求之间的张力。正因此如，现代教育系统也被看作是维系压制性结构的“帮凶”[19]。此外，传统工业社会的职业伦理也倡导和鼓励劳动者对单调、机械、重复性工作的适应，而对不稳定的、非专业的、非技术性的劳动行为及劳动群体持否定态度。
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正在使人类劳动的专业化程度逐步下降，兼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进而表现出从专业化劳动向兼业化劳动转变的新趋向。首先，由于智能机器人在专业化劳动领域具有人类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智能机器人将取代人类劳动者从事诸多专业化的劳动，进而促进人类劳动者从这些劳动中解脱出来；其次，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将打破劳动者专注于单一劳动的劳动形态。人类社会日益复杂化的劳动协作网络为不同志趣和偏好的劳动者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元的劳动选择，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将更为普遍，这也催生互联网作家、艺术家、自由媒体人、咨询顾问等自由职业者的大量存在，进而为兼业劳动创造了更多机会；再次，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型教育制度的协助下，劳动者能够借助各种信息化、智能化的工具或手段改变传统的劳动方式。这也推动劳动本身对专业化的需求较之工业时代有所下降，进而促进从事各种劳动活动的准入门槛普遍降低。劳动者无需像工业时代的产业工人穷其一生掌握谋项专业技能，而通过简单培训就能够操作各种复杂的机器设备或胜任特定的劳动任务。此外，一项工作的完成需要劳动者具备多方面技能。较之工业时代对劳动者素质的专业化塑造，智能社会将更加突出强调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技能，鼓励劳动者的全面发展。[20]这也为劳动的兼业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职业伦理环境。总之，劳动者根据个人志趣身兼数职从事多种工作的现象将更为普遍。兼业化的劳动将取代专业化、职业化劳动逐步成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主要劳动模式。
（四）就劳动目的而言，从生存性劳动转向体验性劳动
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的物种，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谋求生存的本能。而生存则是人类劳动的第一目的，劳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21]56这种劳动由人的生物特性所决定，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22]177。例如，人们通过猎取动物、采集果实以获得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热量，利用特定的植物纤维或动物皮毛制作衣物以抵御严寒或蚊虫的叮咬，借助自然界的木石建造房屋以躲避野兽和洪水的袭扰等。在大多数情形下，人类作为生物有机体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以应对维系生存需求的外在压力。在绝大多数时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总和长期处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线以下，多数社会成员终日劳作以获得生存必备的热量、蛋白质、糖分和碳水化合物。正因如此，以维系生存为目的的劳动，即生存性劳动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劳动形态。正如阿伦特所说，人们“对劳动的蔑视，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23]61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社会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粮食生产的工业化、规模化、自动化以及纺织工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被满足的时代。
当前，大量维系生存的劳动任务正逐渐交由智能化、自动化的机器人来完成，人类的劳动形态正试图摆脱以维系生存为目标的束缚。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将促进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向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变。人类对基于动物本能的、维系生存的生理性需求正逐步转向对基于身心体验的社会性需求。在满足基本的、自然产生的生存需求基础上，人们的身心体验将构成人类需求的主要内容。以满足身心体验为目的的劳动，即体验性劳动进而成为人类劳动的主要形态。而如何不断增进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进而触动人的情感、心灵和思想正在成为人类劳动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一方面，衣食住行作为自然产生的需求将逐步脱离其本能需求的意涵，进而被赋予更多与身心体验相关的内容。例如，在满足人们作为有机体得以存续所必备的基本热量、脂肪、糖分、碳水化合物和人身安全外，人们继而追求更美味的食物、更美丽的容貌、更健康的寿命和更舒适的起居空间，以期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过程中获取更好的身心体验；另一方面，在生存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之上，人们借助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按照主观意愿和偏好创造出各种新型需求，从这些被创造出来的需求中寻求更高层次的身心体验。各种迎合这些身心体验的劳动形态也被创造出来。例如，一些公司利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给人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身心体验；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老照片的修复，使照片中逝去的亲人重新“动”起来，给人们创造出与逝去的亲人亲密接触的体验。而这些体验都是工业时代的人们闻所未闻的。
（五）就劳动对象而言，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便存在着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两种劳动形态的分野。所谓“物质劳动”，是指以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为目的的劳动。在物质劳动中，人类以自然界存在的可观测的有形物质为劳动对象，将这些有形的物质改造成为满足人类社会特定目的和需要的产品。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物质劳动便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劳动形态，在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4]158人类利用各种劳动工具直接作用于自然界，以自然存在的各种有形物质作为直接劳动对象。因此，劳动也被马克思看作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5]207-208与之不同的是，“非物质劳动”或“精神性劳动”是指以生产无形的、精神的、情感的、知识的劳动产品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情感需求、心理需求等非物质需求为目的的劳动，是一种“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26]139，或“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27]337，包括“知识或审美的构思、表达或精神交流”[28]等。历史上，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仅有少数的社会成员能够从事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依附于物质劳动，物质劳动构成了非物质劳动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当前，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正在彻底颠覆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间的主从关系。一方面，非物质劳动是物质需求得到满足、非物质需求不断增长的必然结果。劳动生产力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趋势。新科技革命赋予各种劳动组织以惊人的劳动力，而生产力的提高将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进一步推动人们非物质性需求的爆发性增长，人类社会对思想、情感、科学、艺术、时尚等精神产品或非物质性产品的需要正在空前高涨，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与之相关的非物质劳动在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劳动的主要目的将从过去生产物质产品转向生产非物质产品，从过去满足物质的需要转向满足精神的、非物质的需要，因此，“劳动的物质性维度将逐渐走向消失”[29]；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是智能机器取代人类物质劳动，挤压人类物质劳动空间的必然结果。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在物质劳动场景中的大规模使用正在促使智能机器人彻底取代人类承担绝大多数的物质劳动，随着人类从物质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将从事以艺术、知识、文化、情感、精神、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劳动，包括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情感劳动以及技术与科学的劳动等。[30]10与艺术创作、知识生产、精神创造、情感关怀相关的非物质劳动正逐步取代当前的物质劳动成为劳动的主流形态。
三、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劳动形态变迁的现实影响
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劳动形态决定了劳动协作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劳动组织的建构模式，进而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当前，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人类劳动形态变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颠覆人类劳动的底层逻辑，革命性地重塑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劳动协作关系和劳动组织结构，进而对现代劳动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一）人机协作成为重要的劳动关系
人类社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围绕着特定的劳动任务结成各种劳动协作关系，个体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是人类从事生产劳动活动的必然结果。因此，劳动并非是私人的活动，它一经产生就被赋予了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都具有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31]97而各种劳动协作关系的交叉、重叠、分化、重组进一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是基于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形成的劳动关系的集合，突出表现为不同的劳动主体，包括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和从事不同劳动分工的劳动群体在整个人类劳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人类劳动形态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劳动生产关系的持续调整。而由劳动生产关系集合构成的劳动分工协作网络塑造了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形态和运行逻辑。生产和劳动的分散化、小型化向社会化、规模化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劳动生产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化，劳动分工协作网络的社会性进一步增强。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在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尽管人类社会的劳动工具不断进化、劳动形态不断改进、劳动场域不断调整，但人类始终是劳动生产活动的唯一主体，外在于人类的一切物质都以人类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或劳动工具的方式存在。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协作关系也始终建立在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之上。
当前，智能劳动工具日益显现的“人格化”特质正在试图改变固有的劳动协作关系。智能机器不再仅仅作为人类劳动者的劳动对象，而是作为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独立的劳动者参与劳动分工和承担劳动任务。鉴于此，在整个劳动分工协作体系中，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成为劳动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被赋予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成为链接人与劳动对象关系的中介和纽带。这些机器人更像是劳动任务的承包商和人类劳动者的代理人，人类劳动者给机器人下达指令，机器人则根据人类具体的生产需求向指令者提供产品。此外，人工智能的特性也使机器人能够参与到劳动产品的创制、规划和设计中，这种人机协作关系更类似于人与人的协作关系，而非此前的人与物的关系。这预示着过去人与人的劳动协作模式将被人与智能机器的劳动协作模式所取代，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将从“指令—执行”的模式转向协同合作模式，进而表现得更为平等。[32]此外，万物互联、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催生出大量的以虚拟网络空间为场域的网络劳动者和数字劳动者。而网络中虚拟的劳动合作关系，如虚拟人与现实人，甚至虚拟人与虚拟人之间的劳动关系等，也将成为劳动协作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型的劳动协作关系连同人机关系一起，势必会挑战人类社会现行的劳动制度框架，并推动其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趣缘合作成为主流的劳动组织
劳动组织是作为个体的劳动者按照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体，是劳动分工协作关系的组织化表达。随着人类劳动形态的变迁，人类社会的劳动组织也将产生革命性的变革。首先，小众化将成为劳动组织的主流模式。随着服务和产品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劳动生产从“批量化、规模化的‘福特主义’向个性化、多样化的‘后福特主义’转变”[33]，劳动分工将进一步细化。特定的劳动组织将专注于特定的生产领域，并推动劳动对象的小众化。多样态的创意性需求将催生大量迎合小众群体需求的劳动组织的产生。其次，趣缘成为劳动组织成员的连接纽带。劳动分工协作网络通过共同的志趣和偏好将原子化的劳动者组织起来。人类社会的劳动协作纽带在经历血缘、地缘、业缘等阶段之后，将走向以趣缘为特征的新时期，劳动组织更像是一个由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志趣联盟[34]128。再次，设计和研发成为劳动组织的主要劳动内容。随着大量的劳动者从事科学研究或工程设计工作，技术专家和技术工程师将成为劳动者的主体成分。由这些劳动者围绕着某一特定的主题形成的研究型劳动组织将专注于科学技术的探索和革新，实验室、研究室、设计室等势必成为人类社会从事劳动的主要场所。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最后，劳动组织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较之现在的劳动组织形态更具流动性。各种劳动组织围绕共同的技术难题形成新型的协作关系，开源共享的劳动模式助推跨组织的劳动协作关系更为普遍。劳动组织之间的技术壁垒、人才壁垒、资源壁垒被进一步打破。
劳动组织的上述变革也将从深层次上改变当前劳动组织的运行理念、制度原则和行为模式。在新型劳动形态的持续影响下，当前流行的刚性劳务合同由于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将被更具弹性的劳动契约关系所取代。以获得薪酬为目的的、全职的、单一雇主的标准劳资关系也将被逐步打破，工业时代“企业办社会”的“单位制”劳作模式将彻底瓦解，在一个或几个同类劳动组织中生老病死度过一生的劳动和生存模式将不复存在。生产领域将形成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制度框架等方面更具弹性的劳动组织。劳动者在新型劳动协作网络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此前强调组成成员个人忠诚和文化认同的劳动组织也将成为历史。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劳动方式的持续多元化、劳动的组织规模不断缩小及其开放性愈益增强，劳动组织与非劳动组织之间的边界将逐渐趋于模糊，而基于志趣和偏好结成的劳动组织终将随着劳动的消亡而不再具有劳动的原初意涵。
（三）劳动与闲暇从对立逐步走向统一
人们将劳动之外由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称为闲暇，闲暇是人们生活的目的，而“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35]395。历史上，劳动与闲暇的二元对立是人类劳作的主要模式，并且劳动占据了人类所从事各种活动的绝大多数时间。人们为了享受闲暇的自由，宁愿忍受劳动带来的不便和痛苦。农耕时代，由于动植物的生长与特定的气候、温度、湿度、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人类的劳动也以地日远近、水汽环流、海水潮汐等自然规律为基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昼夜和四季的更替为准绳，形成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周期性劳动模式。在工业社会，由无机物构成的机器设备没有劳动者的疲倦感和痛苦感，这一特性使人类社会摆脱了劳动时间限制。劳动对闲暇的不断侵蚀迫使产业工人为争取劳动中的保障人身安全、享受休息和闲暇、受到人格尊重等基本权利不断抗争，劳动制度的设计者不得不在劳动和闲暇的关系上做出调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轮休制、退休制度等制度设计保障劳动者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而上述制度皆是在劳动和闲暇对立的背景下为维持劳动制度有效运行自我调试的结果。
劳动工具的“人格化”和劳动场域的“多维化”正在使劳动和闲暇从对立走向统一。一方面，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助推劳动时间的进一步缩短，进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闲暇。人类社会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不断增加，这一趋势必将使闲暇超过劳动时长。而随着两者的持续此消彼长，劳动作为一种物质或精神生产活动终将失去原本的意涵。另一方面，劳动者约束自己从事不情愿的劳作，其目的是能够把大量的自由闲暇时光用来满足自身的志趣和偏好。而随着劳动形态的转变以及劳动者从枯燥乏味的、单调机械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劳动内容和个人的偏好旨趣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劳动完全以个人旨趣和偏好为内容时，劳动者个人的旨趣和偏好恰恰是人们在享受自由闲暇时光时所从事的活动。这也意味着，劳动和闲暇的内容都以个人旨趣和偏好为中心，劳动与闲暇之间界限将彻底消失。人们从事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享受闲暇的过程，而劳动本身就是自由闲暇的体现，人们可以一边劳动，一边享受闲暇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闲暇将合二为一，走向消亡。[36]随着劳动和闲暇边界的消亡，人们也无需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来划清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界限。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固定工时制、双休制度、退休制度等也将不复存在。
当前，人类劳动形态的变革方兴未艾，尽管上述诸多趋向和特征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已初现端倪，但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层次影响仍充满未知。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劳动形态的颠覆性变革必然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学界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进而造成大规模失业，使人类沦为“无用阶级”的忧虑，对人工智能突破“奇点”、彻底摆脱人类控制的隐忧等，而如何调整当前的教育、经济、劳动等制度以适应人类劳动形态的变革必将是今后人类社会在智能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陈永正.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31(05):47-53+140.
[4][美]凯文·凯利.必然[M].周峰,董理,金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
[5]黄欣荣,张魏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02):5-12.
[6]张自永,吴宏洛.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四维解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8(06):118-124.
[7]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J].理论探索,2018(05):15-21.
[8]欧阳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J].世界哲学,2019(02):5-12+16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高崇.人工智能社会学[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20.
[11]魏益华,张爽.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劳动关系变化及协调机制[J].求是学刊,2019,46(03):71-7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3]高奇琦,李松.从功能分工到趣缘合作: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重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06):78-8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Langdong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7.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9]高奇琦,李松.从功能分工到趣缘合作: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重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06):78-86.
[20]张新春,董长瑞.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向何处去——兼论新技术下劳动的一般特征[J].经济学家,2019(01):43-52.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6][法]莫里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C].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7][美]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8]陈明生.人工智能发展、精神性劳动与就业结构的变化[J].贵州社会科学,2020(10):114-119.
[29]王惠民.身份生产——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J].文化纵横,2020(01):67-75.
[30]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2]张自永,吴宏洛.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解放的四维解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8(06):118-124.
[33]马军.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劳动形态变化初探[J].劳动哲学研究,2020:95-104.
[34]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利维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3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6]秦维红,姚文杰.马克思的“劳动-闲暇”思想对理解美好生活的启示[J].教学与研究,2020(03):81-89.
作者简介：郜清攀，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